廣告和演藝案子

問題背景：

現今的自民黨是在1955年11月由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而成的，自民黨主張走議會道路、維護自由經濟、堅持日美安保條約、要求俄國歸還北方四島，是代表日本財界和統治階級利益的主要保守政黨，在中、小城市及農村中勢力較強；日本在1955年~1993年進入「五五體制」，就是自民黨一黨執政，且在國會中自民黨和社會黨的席次總共超過80%，而自民黨的優勢又超過社會黨約1倍，但最後自民黨終於在1993年因為賄選醜聞，而失去政權，此後日本進入聯合內閣的時代，但自民黨還是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而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因素又為：

1.   歷史因素：

在1950年代下半期至1960年代期間，因為二戰剛結束，日本國內正是百廢待興、力求穩定的局勢，比較激進性和革命性的政黨都不被大多數人民所接受，因此保守派的政黨一直在國會占絕大多數，此時也奠定以後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基礎，而在自民黨組成後已經在國會內掌握60%的席次，因而能使其有效的推動政策，進而締造自民黨的政績。

2.   經濟因素：

自民黨在1955年和1969年的選舉勝利，也是一個重要關鍵，因為這兩年是近代日本發展建設的重要分水嶺，1955年為日本重建政治、經濟和社會架構後，全力投入經濟發展建設的時期，而1969年則為重建經濟成功後，步入另一個國家發展新時代的開始，而在此關鍵時刻，自民黨皆把握機會取得政權，如此必定使選民認為自民黨是和發展建設以及現代化連結在一起的，也積極的提高了自民黨的形象，在1955年~1969年之間，日本的人民生活不僅超越戰前的生活水準而經濟成長率更高達10%，更成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三大貿易國，也創造了日本的經濟奇蹟，當然日本經濟成功的因素也包括人民的努力和大環境使然，但對選民而言，他們還是會歸功於自民黨政權的施政成功。

3.   制度因素：

自民黨有著資深制度的體制，這裡的資深制度不是按照年齡來分，而是按照在國會任職的資歷，連任國會議員次數多及任期長的議員，在黨內就可以擔任要職，甚至是當上總裁、幹事長〈掌管黨務、國會對策、組織、人事和財務的大權〉、總務會會長〈總務會為僅次於黨代會、兩院議員大會的黨的決策機構〉、政務調查會會長〈政調會負責審議黨的全部政策〉，所以資深制度完全是以個人實力為判別的依據，因此每位議員都會卯足全力贏得勝選，且黨內權力結構的型態講究公平性，資歷相同的議員是輪流擔任黨內要職且任何具有一定實力的派系都可以成為權力結構的一部份，所以基本上是處於一種分享權力的關係，這種包容性的體制則使自民黨能屹立不搖，此種制度化的黨內規則，更造就自民黨的長期執政。

二、問題解說

日本在二戰後有大批被當作戰犯的政客遭到放逐，且決定當時政治發展方向的吉田茂總理鑒於因整肅而造成各省廳首長人數不足的情況下，乃採取以官僚來補充的辦法，因此到了自民黨長期執政的時代來臨時，依然沿用這個制度，而使日本從政府首長到官僚體系都由自民黨來掌握，甚至各省的局長和次官等高級幹部的選任都要考慮自民黨內使否同意，因此造成黨內人事通國家人事，也造成自民黨和官僚體系是一體不可分的關係，而官僚出身的各省廳首長，若是回到他原來所屬部門當大臣時，則又會產生一種特別的人脈關係，會加強彼此間的利益合作，例：池田總理和大藏省的關係、中曾根總理發佈人事院總裁內海倫的人事案等，都是這種人脈關係的利益合作。

官僚在無政黨輪替的情況下，並無其他選擇權利，也就必須和自民黨合作，協助自民黨維持政權，因而演變出國會內的辯答方式不是執政黨和在野黨的辯論，而是政府和在野黨的論戰，因為當大臣在回答國會議員的質詢時，往往都是由政府委員〈官僚〉來加以回答，或是政府委員幫各大臣寫好答辯稿，讓大臣們照著回答，特別是在每年的二月至四月初時是參眾兩院的預算委員會開會會期，各政府委員就忙著為各省廳的大臣們接受詢問時的準備，也因為日本的內閣壽命平均為1.24年，因此也就發展出了「官僚治國」，大臣們的專業不足，必須依靠官僚才能處理政事。

在自民黨長期主政之下造成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界線模糊不清，且在政策決定的過程中，自民黨的政務調查會，甚至扮演另一個國會的角色，因為法律案和預算案等大多在這裡討論，造成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權力共有的型態，而且大部分的決策都先考量是否對自民黨有利為出發點，例：1979年9月大選時，大平總理想導入一般消費稅作競選策略，但因違反自民黨的利益而作罷，另外大藏省也想透過增稅來實施財政建設，但是自民黨認為如此會失掉票源，因此也不答應，如此只以自民黨本身利益為考量，勢必喪失理想性，因為就算是對國家人民有利的政策都有可能因為違反黨的利益而無疾而終。

族議員的出現也更加強自民黨對官僚體系的控制，所謂族議員就是有長達十年以上在某一省廳服務過的國會議員，又被起用為和其省廳有關的調查會或特別委員會的委員，因為他有該省或該廳方面的專業及人脈，因此他勢必會介入日常的行政事務，而這些官僚為了和族議員互爭利益，也會請自民黨來作協調，因而自民黨也就順理成章的介入此事並掌控官僚體系，而這些官僚也必須付出相對的代價來回饋自民黨的幫助，並且也要費盡心思去考慮維持自民黨利益的政治課題，例如協助自民黨的議員爭取預算補助金來回饋選民，如此的利益循環模式也鞏固自民黨在官僚體系中的影響力。

雖然官僚必須請自民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但自民黨也會有相對的回報給官僚，自民黨通常會推派出各省廳的高級官僚為候選人，而這些候選人通常較易當選，因為他背後不只代表自民黨的利益，還包括該省廳的利益，因此在有自民黨和龐大官僚勢力的支持下，自然較易當選，而大藏省官僚出身的國會議員通常居於其他省廳官僚出身的首位，因為大藏省主掌預算權之故，其他像是建設省、農林水產省和自治省等也因為業務關係有分配補助金給地方的機會，也較利於爭取到選票，而勞動省官僚出身的國會議員也不在少數，因為這些官僚大多在二戰前都服務過舊內務省，而在戰後服務內務省的官僚，也視他們為前輩，對於選舉時也都給予支持，但反觀其他政黨的國會議員從官僚體系出身的人甚少，人數大多不超過十人，如此就可以看出自民黨和官僚體系的利益共生關係有多深了，因而會造成其他政黨的官僚不能或不易出來參選國會議員。

自民黨的長期執政時代末期，勢力有每況愈下的情勢，因為政府政策大都太過於保守，改革步調緩慢，而政府的貪污腐化又時有所聞，再加上日本的經濟也日趨低靡，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結果也造成行政權獨大，立法權和司法權都要追隨自民黨本身的意志，使三權分立而治的理念無法落實，因而也使政治越來越腐敗，甚至到了無法控制的局面，但反觀以社會黨為首的各在野黨有不斷在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線，並且提出願意和自民黨籌組聯合內閣的構想，社會黨、民社黨和公明黨都已經有這個共識，並且各在野黨也試圖提出改革性的政策來吸引選民，如此雙管齊下，自民黨也頗感壓力，在1984年10月自民黨舉行總裁改選，而副總裁二階堂進想取代中曾根，因而計劃與民社黨和公明黨籌組聯合內閣，這也顯示自民黨已經不再堅持要一黨主政了，但從另一個層次來看，也證明自民黨對自己單獨執政的信心大打折扣，但這也是日本政治向前邁進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是存在著積極作用的。